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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上的文化


  

我弄了一辆大排量摩托车,是西藏一家摩托车公司生产的,上网一查,公司竟然是赖昌星所建。他在西藏成立摩托车公司明显是为了逃税—摩托车其实是从雅马哈公司走私过来的,我有海关没收拍卖文书,证明是在日本生产并打上了西藏公司的标牌。赖昌星出事后,这批还没出手的摩托车就被海关没收拍卖。辗转到了我手上后就毛病不断,以致“久病成医”,我已经可以拆到最后一个螺丝再组装起来。

渐渐发现,这台以西藏某公司名义生产的摩托车和原装的雅马哈摩托车所有零件都没区别,关键是组装不一样,有的连螺丝都没拧到位。从这里就会发现日本厂家的小心眼儿,他们不能给这批贴牌车专门生产零部件,那就在组装上动手脚,让它们跟原装的品质大不一样。

在这辆摩托车上,中国不法商人表现出为了利润而无法无天,日本厂家表现出为了利润不惜牺牲名誉。

今年又买了一辆二手宝马摩托车,请维修师傅来检修。他拆开一看,感叹不已,说,日本摩托车比中国摩托车制造得精细,日本摩托车又和德国的没法比。

托人从美国捎回一本这个型号摩托车的说明书,轮到我感慨不已了—竟然是砖头般厚重的一大本。用手掂量了一下,重量足有那辆雅马哈摩托车说明书的100倍。一本使用说明都达到如此规模,只有德国人才能如此精细。

两本摩托车说明书承载了德、日两国的文化,虽然都是追求利润,但一个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追求精确的最大化,而另一个却仅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德国人在更加深远的文化层面上不懈地探求,日本人则为眼前利益深入探求。也许是日本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思维,一切都要从眼前的生存利害出发。

从对二战的态度上看,也体现了德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异。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突然倒地一跪,没有人会怀疑他的真诚。这是文化的结果,是深刻思索反省的结果。安倍首相也在二战受害人纪念碑前低下了头,但看到这一情景的人会感觉到是一只无形的手强行把他的头按了下去。他永远不可能深刻反省,日本人的思维习惯限制住了他。

我手中的这两辆摩托车,一辆追求利润达到了极致,一辆追求精密达到了极致。这不能不说是两种文化的表现。勃兰特总理跪地是屈服于真理,安倍首相低头是屈服于利害,这也是两种文化的必然。

即使对日本深有探究的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某些行为也深感迷惑:连吃美国两颗原子弹,日本民众对美国占领军居然毫无反感。“从最初几个月起,美国人就可单独一人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旅行到这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去,并受到原先军国主义官员彬彬有礼的欢迎。至今还没发生过一件报复的事。当我们的吉普车驶过村庄时,孩子们夹道高呼‘Hello(你好)’和‘Goo-bye(再见)’,还不会招手的婴儿则由母亲拿着他的手向美国士兵挥手致意”。

半个世纪后,当美军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别说是普通人旅行,就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层层铁丝网包围着的军事基地里遭到自杀式袭击也是常事。这巨大差异不仅仅是美国人无法理解,全世界也没有人能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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